隨著“一帶一路”國家戰略的不斷推進，其投資機遇越來越多受到關注，普通股民密切關注“一帶一路”概念股的漲跌，而很多公司也摩拳擦掌準備投身于大潮中。在“一帶一路”建設中，我國將在工程基建、建筑建材、交通運輸、旅游餐飲、跨境電商等領域，帶動對沿線國家的產品、設備和勞務輸出。這不僅會有效實現我國產能的向外投放，也會促進國外新興市場的快速發展，兩全其美。但中國企業還將面對眾多挑戰。


　　近日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成功對巴基斯坦進行了國事訪問。這是習近平主席今年首次出訪的第一站，也是中國國家主席9年來首次訪巴。此訪將中巴關系提升為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，并簽署了50多項雙邊合作文件，為中巴合作搭建了未來5到10年的戰略框架。此次訪問同時也是中國推進“一帶一路”戰略的重要一環。


　　“一帶一路”戰略的啟動，是中國政府鼓勵“走出去”的寫照。在晨哨集團舉辦的“第二屆跨境投資并購峰會”上，對“一帶一路”戰略有深入研究的專家、在沿線國家有投資的企業和機構與來自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的總領事進行了深度對話，共同探討抓住“一帶一路”機遇的大計。


　　“一帶一路”為中企海外投資提供多樣機遇


　　“一帶一路”的實施為中國企業帶來更多機遇，將加速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。其沿線44億人口、26個國家地區、21萬億美元經濟規模，眾多大項目帶動，意味著中國工程公司規模提升空間巨大。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大多還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，不少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礦產等資源型行業，中國有能力向這些國家提供各種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。在“一帶一路”建設中，我國將在工程基建、建筑建材、交通運輸、旅游餐飲、跨境電商等領域，帶動對沿線國家的產品、設備和勞務輸出。這不僅會有效實現我國產能的向外投放，也會促進國外新興市場的快速發展，兩全其美。


　　上海電氣電站集團財務部副部長曹世明表示，“一帶一路”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導通過雙邊合作機制，在整體規劃、技術標準、資金配套、稅收政策、非關稅壁壘以及政府風險防范等綜合性的問題上作出一個整體安排。通過這一統籌來降低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項目的投資風險，間接提高投資的收益。


　　同時，由于項目投資開發收益的提高，就會吸引更多投資者到當地投資，從而激活當地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。目前，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有著較大需求，只是很多國家缺少資金實力，或者沒有去規劃建設。


　　通過“一帶一路”戰略來激活沿線國家基建市場，鼓勵中國公司參與投資這個市場，在這種模式下毫無疑問將會增加較多的投資機會，尤其對中國公司而言機會更多，因為中國政府參與了雙邊合作的機制。


　　晨哨特聘研究員、21世紀經濟報道首席記者趙憶寧利用35天時間探訪了“一帶一路”沿線的吉爾吉斯斯坦、巴基斯坦、卡塔爾、斯里蘭卡和馬來西亞5個國家，考察了41個工程，與巴基斯坦前總統穆沙拉夫等53位政商領袖進行了深度對話。結合這些探訪的經歷，趙憶寧在演講中通過實際案例，詳細介紹了目前中國企業在包括公路、鐵路、機場、港口、市政工程、房地產開發、移動運營商、輸電網和變電站等領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經驗。她還根據對41個工程的調研歸納出現階段中國企業在“一帶一路”國家投資的8點現狀：第一，無論是什么發展程度的國家，都有中國發展的空間;第二，41個樣本中75%的工程是現匯、世行、亞行及投資項目，項目運作已經充分市場化;第三，所有項目都掙到了錢，最低的就是打了個平手;第四，這些項目既有短期回報，又有長期回報，既有財務回報，又有外交、戰略、社會的回報;第五，每個項目都跟蹤數年，進行了深入的盡職調查、系統規劃和策劃;第六，國有企業是“一帶一路”的龍頭，出現國企帶民企的結合方式;第七，產業進入國際市場不論出身，一定是優勢產業才能成功;第八，走出去的企業對所在國的影響力超乎想象，“企業是輸出國家影響力的主體”。


　　除基礎設施領域外，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在能源、機械等很多領域都有著較多的投資機會。在能源領域，中亞五國在“一帶一路”戰略中有著重要地位。中亞五國能源貯量豐富，哈薩克斯坦石化能源貯量達269億噸油當量;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石化能源貯量分別達3.3億噸油當量和44.1億噸油當量;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石化能源貯量分別為5.9億和5.1億噸油當量。


　　洲際油氣董事長姜亮表示，中亞的地理位置和戰略位置都非常重要，它是亞洲經濟圈、歐洲經濟圈的必經之路，而且這些國家資源豐厚。在過去，中亞國家為前蘇聯的加盟國，在基礎建設上的投入不是很大，基本還處于游牧民族狀態。前蘇聯解體后，獨立出來的中亞國家缺乏獨立發展油氣產業的資金和技術，而這正是中國企業投資中亞國家的重要機遇。


　　投資熱潮背后的挑戰


　　隨著“一帶一路”國家戰略的不斷推進，其投資機遇越來越多受到關注，普通股民密切關注“一帶一路”概念股的漲跌，而很多公司也摩拳擦掌準備投身于大潮中。雖然 “一帶一路”是政府主導的，除了項目的商業風險需要企業自己承擔，其他的諸如戰爭、外匯管制、非關稅壁壘、稅收減免、政府違約，這些常規的項目投資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在“一帶一路”的合作機制框架下都會得到保障，基礎性的收益可能也會得到保障，但中國企業還將面對眾多挑戰。


　　首先，“一帶一路”涵蓋眾多國家，每個國家的情況各有不同。趙憶寧介紹，她所探訪的5個國家在“一帶一路”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“從幾個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看，實際上等于是全球的四個世界。像吉爾吉斯的人均收入只有990美元;而最高的卡塔爾人均收入7.8萬多美元，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;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是中等收入國家，而馬來西亞是中上等收入國家。”


　　同時，中國的智庫們對沿線國家有太多的宏觀詮釋，但是國別研究薄弱，具體有針對性的研究幾乎沒有。


　　中國工商銀行投資銀行部副總經理張都興也表示，工行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65個國家在政治情況、經濟狀況、國家文化狀況還有政治的穩定各方面做了評估，并在此基礎上將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分為三類：積極進入的，謹慎進入的，還有暫時、暫緩進入的。


　　面對眾多選擇，中國企業在進行投資時，應根據自身實力，在對投資目的地進行全面評估的基礎上來做出選擇。


　　其次，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基本覆蓋了四大文明古國的全部區域，各國間文化差異明顯，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中很容易遇到文化融合的問題。保加利亞總領事Irina Vladimirova Beleva介紹說：“最早來保加利亞投資的企業都是北京、天津最大的國有企業，沒有了解保加利亞市場，沒有了解本地的法律，沒有本地的工人，不了解本地的技術，不說英語、保加利亞語，根本無法成功。” 土耳其總理府投促局的國家顧問Henry ZHAO也表示，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有差異，例如在土耳其如果做生意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找到當地的、可靠的而且是有本領的合作伙伴。


　　此外，中國企業在投資過程中很有可能遇到匯率風險。張都興表示，“因為國際匯率市場的變動非常大，在‘一帶一路’國家在做生意的時候，幣種有可兌換、有不可兌換的，投資融資結算過程當中，對整個幣種未來的匯率變化要有事先預測，在做合同的時候做對沖，做風險的預案。因為有時候你不能單純的算一個收益率，有可能匯率的風險把你掙的錢都給對沖了。”